《广州市科技创新条例》（下称《条例》）从产业到主体再到项目，全流程、分层次、多维度地打通了技术创新路径中的痛点、难点和堵点，以法律刚性凸显广州激活技术创新主体内生动能的力度和面向科技前沿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决心。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条例》将有助于广州建立有机衔接的创新链条和高效协同的创新体系，推动广州更快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强市和极具吸引力的高水平开放创新之城。

产业结构升级迎来“催化剂”

《条例》的“技术创新”章节强调要形成“研究开发、应用推广、产业发展贯通融合”的创新机制，明确要“坚持围绕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和城市建设服务的重大问题，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新能源、新材料等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开发”，此举凸显了广州加强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重要决心。

在产业发展方面，广州着力推进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已超过1.1万亿元，占全市GDP比重50%以上。在赛迪顾问发布的《2020数字城市百强榜单》中，广州排名第四，位居我国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发展第一梯队。在生物医药领域，广州生物医药产业年均增速超过10%。赛迪顾问研究发现，广州现已形成技术研究、开发、生产、流通的生物医药完整产业链，是华南地区少数能够实现全产业链发展的城市之一。

总体而言，广州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取得了可观进步，但与国内外先进地区相比，广州仍存在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新兴产业占比仍待提升、产业链核心环节亟待突破以及基础创新底子强但技术应用产业导向性较弱等结构性问题。

统计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广州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16年的68.56%（13445.03亿元）上升至2020年的72.51%（18140.64亿元），但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仍有待提升。2020年，广州先进制造业增加值为2734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59.7%，低于深圳的72.5%；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亦须大幅提升。

《条例》的出台无疑为广州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了一剂催化剂，不但明确了重点支持的前瞻性产业领域，更是在第二十条直接提出“对于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技术攻关项目，市人民政府可以通过下达指令性任务等方式，组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将关键技术攻关的重要程度提上了政府指令的层面，体现了广州在重大领域技术攻关的决心和坚决完成创新发展任务的勇气。《条例》出台也将有助于广州加快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广州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促进全市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推动企业拿好创新主动权

《条例》（第二十二条）提出“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强化协同创新，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支持行业骨干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建立产学研平台、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等，此举体现出广州将通过多措并举的方式加强创新资源统筹，推动企业拿好创新主动权，发挥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和成果转化的主体作用，促进创新链条有效衔接，从而构建高效协同的科技创新体系。

长期以来，企业在构建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广州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正在不断增强。在研发投入方面，2019年，广州企业R&D内部经费支出为432.54亿元，占全市R&D内部经费支出的63.82%；在创新载体方面，截至2020年底，广州共拥有省企业类重点实验室40家，为全省第一，企业已成为广州研发创新的主力军。

尽管广州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但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功能地位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此外，广州目前存在产业共性技术平台共享功能发挥不全面、龙头企业产学研参与度不高及产业链上下游合作深度不够等制约性问题，成为阻碍广州打造全球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因素。

《条例》（第二十二条）从立法角度明确将支持鼓励龙头企业进一步发挥主体作用，解决“谁来创新”“如何推动创新”“创新成果如何产业化”等问题，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活力，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进而推动全市科技和产业紧密结合，打通科技与产业、经济协同发展的脉络，锻造出广州在全球的经济和产业竞争的新优势。

（作者系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