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过往，广州这个以商贸而兴、改革而勇、开放而盛的南粤之都，在风云变幻的岁月里，演绎了多少悲壮、豪情、振奋和活力的历史画卷。新年伊始，政府制订的中期发展规划——“十四五规划”，是在新时期、新格局、新目标和新征程下的发展思路、纲要和指南。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也是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巩固城市发展位势的关键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外形势，广州必须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看待新发展新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当前，挑战虽严峻，机遇亦宝贵。广州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由学习追赶到创新超越，努力跻身国际大都市前列。

提升广州创新能力内容解析

“十三五”期间，广州旨在谋划全链条创新发展路径的“一区三城”交出了优秀的成绩单。科技研发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15年的2.1％提高到2019年的2.87％，增幅居国内主要城市第一；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由2015年的18件提高至2019年的39.2件，高新技术企业从1919家增加至1.2万家。广州的研发能力虽然还没有跻身国家中心城市最强之列，但新技术应用和商业化布局已经由分布各区的散点形成了线面，重点高新技术产业已具规模。

广州“十四五”期间16个主要发展领域中，直接涉及提升科技与创新实力的具体内容就有6项，另外5项也极其依赖科技助力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新业态，如期货交易所、数字人民币试点、国际交通枢纽中心、广交会和文化珠江再造。可见提升科技实力和培育创新能力将成为全面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中之重。

其中，选定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智能汽车作为创新的重点产业。早在2017年广州就开始了5G建设试点，现在已经在各区全面铺开，确保未来五年得到普及应用。大数据中心也已在多地建设。生物医药是广州的强项，理所当然可将其列入广州的第六张名片。广汽的新能源汽车研发和生产进步神速，但智能化尚需急起直追。

在规划创新高地的布局中，广州采取了内联外接并举的措施。内联以中新知识城和南沙科学城为两极，把广州科学城、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天河智慧城、南沙庆盛片区、南沙明珠科学园连接起来，形成一条东西向的科技创新轴线，形成一个长度超过80公里，集聚重点产业的高新技术区。以广州为中心外接的两条科技创新走廊，一条是东边的广深港、另一条是西边的广珠澳。目的是强化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创新，形成世界级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样内联外接的布局，能够促使广州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理念更新释放创新潜力

虽然通过提升创新能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已经取得共识，但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理念、认识上的偏差，影响了创新潜力的释放。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久久为功”的创新发展模式、理念亟待补充。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转型升级，都不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中长期的渐进演化过程。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卡脖子”问题上。“卡脖子”技术往往具有战略性、垄断性、复杂性的特征，一般在短时间内既无法替代又难以突破。因此，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长期高投入的科研攻关。这离不开长期的努力和积累，既要有“坐冷板凳”的耐心,还要有把“冷板凳”坐热的耐性。只有潜下心来，才能在关键技术领域寻求更大突破。

二是科创工作统筹协调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虽然科技研发是以创新能力培育为核心，但创新也是一个多要素的复杂系统，且充满不确定性。人才储备、市场环境、政策连续性、多部门和区域协作都会对这个系统产生影响。而在区域、国家和全球三个层级的创新系统中，只有建设好区域创新系统，才能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发挥主干作用，才有资格在全球创新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如何在区域创新系统中，建立多方参与、充分论证的顶层决策咨询机制，并有效地配置各类创新资源和创新要素才是关键。实践证明，探索完善“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金融为平台、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科技创新工作协调机制，是释放创新潜力的有力保障。

完善体制机制为创新护航

体制机制，属于创新要素的软件部分。虽然看不见，但它对创新的影响不亚于硬件的任何要素，一些重要的体制机制甚至能够决定创新的成败。对于致力于科技强市的广州，需要着力完善三个方面的体制机制。

一是健全营商环境体制机制。一个城市的营商环境会对该区域企业的创新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的科技创新营商环境，需要不断加强企业服务，尤其是在法治建设上，要尽快建立符合国际化营商环境发展方向和改革创新要求的法规体系，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比如，黄埔区检察院提出“守护创新”的理念，立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助力区域科技创新，主动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取得不俗成效。因此，通过健全体制机制，持续优化科创营商环境，才能更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二是进一步深化科研体制改革。一方面，要构筑良性的创新生态。比如，产学研应该以去“四化”（官僚化、功利化、媚俗化、短视化）为目标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另一方面，要创新科研管理思路，转变对科研人员和创新项目的考核方式。对于基础性、通用性、颠覆性的研究项目，要采取更加科学的考核和评价方式，更好地包容创新失败，以保护学术界求真问道的精神和劲头。

三是优化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创新能力提升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成果转化率。创新能力一般通过专利申请数量来测算其能力的强弱。的确，近十年来，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之需和创新要素投入力度加大，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大幅提升，这说明我国创新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但相对于创新强国，我国的专利利用率却较低，尤其是科技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科学论文的引用率亦存在同样问题。这反映出亟待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需要尽快扭转“重立项轻应用、重发文轻转化”的激励导向；二是尽快打通产学研衔接与合作的体制机制的“最后一公里”。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