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顺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广东省器官捐献与移植免疫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山大学器官捐献与移植免疫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东院院长。从事器官移植临床与科研工作31年，在无缺血器官移植、多器官移植及器官捐献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和原创性成果。发表学术论文540篇，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85篇，总IF 376.9分，引用3000余次；成果纳入10项国际临床指南、共识；主编、副主编《中国器官捐献指南》等专著10部，获国际国内专利13项。曾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卫计委突出贡献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南粤百杰等称号。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吴-杨奖、广州市科学技术“市长奖”，广东省“丁颖科技奖”，中山大学“芙兰奖”和国际移植领域奖项16项。

多年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何晓顺率领团队锐意创新，先后创建器官捐献支撑技术体系，推动我国器官移植成功转型，为传递“生命礼物”护航。2017年，他以全球首创的“无缺血”器官移植技术，为器官捐献与移植“开源节流”，被誉为“有望重构器官移植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将该学科的发展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带领团队开展多器官移植技术体系创多项“第一”

何晓顺1988年开始从事器官移植及肝胆外科工作，擅长肝移植治疗各种肝硬化，肝癌及重症肝炎；胰肾联合移植、小肠移植以及多器官移植。他带领的移植团队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移植新技术。

何晓顺带领团队创下器官移植领域多个“第一”：成功实施了亚洲首例多器官移植；开展了国内首例门、腔静脉吻合的肝移植术，突破了门静脉系统广泛病变为肝移植禁忌症的禁区；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肝移植联合肿瘤根治术治疗消化道肿瘤合并肝转移；开展了国内首例肝脏移植联合胰十二指肠切除治疗肝胆道恶性肿瘤手术；实施了国内首例母亲为供体的亲属活体小肠移植；实施了华南地区首例扩大右半肝的成人活体肝移植；实施了国内首例活体单肝段移植；在国际上首次开展“两肝三受”肝脏移植手术，为解决供体短缺矛盾做出了积极的尝试……

多器官移植是移植领域最尖端的标志性技术。然而，该类手术在国际上仍处于探索阶段，并发症多，生存率低，亟待技术突破和体系创新。何晓顺团队通过建立“不阻断腹主动脉的动脉重建术”、建立“汇入式门静脉重建术”以及建立预防胆道并发症的新策略等技术创新，创建了简化式多器官移植技术体系。2004年实施亚洲首例成功的多器官移植，被评为科技部与卫生部“中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目前实施简化式多器官移植例数全球最多，1、5年生存率分别达91.5%和75.4%，疗效优于之前全球最佳的匹兹堡大学移植中心。北美16家医院编写的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建议中，重点推荐了该技术。多器官移植为众多罹患多脏器终末期疾病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治愈手段，提高了我国器官移植的整体技术水平。该成果获201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首创“不中断血流”肝移植破解世界性难题

传统器官移植技术包括“三部曲”——器官获取、保存和植入，整个过程器官血流完全中断，由此引发的缺血再灌注损伤是影响疗效乃至移植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器官一旦离开捐献者体内，便处于无血流供应的状态，从数小时至数十小时不等。”何晓顺说，没有血流供应，器官就不可避免地会遭受损伤，这是影响移植疗效乃至导致移植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常规的手术成功率一般可以达到百分之99点几，但肝移植也就95左右，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也高达百分之二三十。”

基于移植过程器官缺血“不可避免”的思维定势，全球科学家均聚焦于减轻缺血再灌注损伤，而忽视了其本质问题——器官缺血，故收效甚微。缺血再灌注损伤成为进一步改善移植疗效难以逾越的障碍。何晓顺提出设想：如果能在不中断器官血流的状态下完成移植全过程，上述难题将迎刃而解。数年前开始，何晓顺就带领团队自主研发“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为离体器官供血供氧，解决了离体器官保持活力的难题。同时，他及其团队利用人体血管具有分支的解剖学特点，重新设计器官获取及移植手术方式，成功实现了移植全过程器官血流不中断。

何晓顺团队2017年7月23日为一名肝硬化合并小肝癌的患者进行手术，完成了世界首例“不中断血流”肝移植，并于8月8日成功开展了第二例同类手术，8月11日的手术，完成第三例。肝移植术后肝酶学指标较传统技术下降76%，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发生率从5.6%降至0，缺血性胆道病变从9%降至0。转录组学、病理学等多项指标证实新技术可避免缺血再灌注损伤。无缺血器官移植的理念也在临床肾移植中获得成功。困扰了器官移植65年的难题终于得到破解。

中国器官移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学浩认为，这项技术是对现有器官移植技术的颠覆性创新，该理念完全有可能拓展至其他器官的移植，有望将器官移植学科的发展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美国移植外科学会主席Tim教授、荷兰格罗宁根大学Porte教授等国际著名专家前来观摩学习，并签署了技术推广协议。何晓顺因该技术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等八部委评选的“2017年中国十大科技创新人物”。

重大科研突破需科研仪器先行。该项技术突破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成功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器官修复系统"，在医学研究史上首次实现多个器官在“离体状态”下长时间保持功能与活力。以此为基础，何晓顺教授团队进一步开发出了大动物Real Organ腔镜、内镜培训仪，人体器官体外药物中试平台及器官精准治疗平台等多项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创新产品，有望在临床教学、离体器官功能检测、器官药理及毒理学研究、人体器官疾病模型的建立与研究、器官区域免疫学研究、器官间相互作用及机制研究及器官隔离治疗等多个方向实现突破，将引领人类进入精准研究器官功能及治疗器官疾病的新阶段。

推动建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技术支撑体系

既往我国移植器官主要来源于死囚，存在伦理学非议，影响国家形象。开展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是我国移植事业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然而，西方通行的脑死亡器官捐献在我国无法律依据，公众也难以接受，只能选择心死亡后器官捐献（DCD）为突破口。而DCD存在供体识别难、器官活力差、移植疗效欠佳等尚未攻克的技术难题。何晓顺及其团队建立准确的心脏停跳时间预测模型，将预测准确性从0.53提高到0.88。成果写入美国《临床神经病学手册》，改写了供体识别规范；采用低温机械灌注技术取代冷保存，用于修复DCD供肾，将器官利用率从60%提高到92.7%；建立DCD器官临床应用标准，成果被美国、加拿大移植协会指南采用。 

何晓顺回忆说，当时医生都是利用手术之余的时间去基层医院做工作，告诉他们器官捐献的重大意义，教他们如何给脑死亡者的家属做思想工作……“中山一院在业界是很牛的大医院，平时都是基层医院‘求’我们去会诊、手术，现在换我们‘求’他们了。当时国家的相关政策还没有出台，许多人不理解、不支持我们的工作，碰了不少钉子。”何晓顺先后跑过100多家大大小小的医院，宣传普及自愿捐献器官，他对当年的艰辛还记忆犹新。

他们成功开展国内首例公民逝世后捐献来源的肝移植；试点期间开展捐献总数居全国首位；创立器官捐献流程；主笔撰写由国家卫计委颁布的《中国器官捐献指南》，推动器官捐献由试点向全国铺开；器官捐献全链条的技术突破与创新，构成了心脏死亡器官捐献技术支撑体系，推动我国器官捐献“井喷式”增长，捐献例数从2010年的34例上升至2017年的5015例，增长了147倍，跃居全球第二，挽救了41509名患者的生命。国家卫计委认为何晓顺团队“在推动器官捐献这项事关国家重大改革与国家政治形象的事业中进行了大量开拓性工作，是我国器官捐献事业的先行军”，并授予“器官捐献突出贡献奖”。研究成果获2016年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广州市科学技术市长奖，并获2018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提名，卫生部委托作为中国器官移植界唯一代表，两次受邀出席WHO会议介绍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

作为移植科的首席专家，日常的工作让何晓顺对器官短缺有着切身感受，他看到太多患者因等不到器官而死去，看到太多因亲人离去而给家庭带来巨大痛苦的例子。于是，他在劝说别人时更愿意身体力行，早已和移植科的同仁们签下身后捐献器官的志愿书，他认为这也是生命延续的另一种方式。“当时我女儿正在读高中，我没有动员过她，她自己也填了捐献志愿书，她理解老爸在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