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潘毓刚，生在广州、长在台湾、教学在美国。美国波士顿学院化学系终身教授、世界著名量子化学家；创立了先进的计算夫兰克——康登因子的渐近方法并最早把李氏群论用在量子化学领域。连续4年担任全美华人协会总会主席（首届主席为杨振宁），曾与吴健雄、袁家骝同获海外杰出华人奖；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亲点、中科院聘请的首批10名顶级科学家之一；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和中国向海外派出留学生的积极推动者和见证者；他的家因曾接待过上千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而被誉为“留学生之家”；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国内30余所高校和教研单位先后聘他为名誉教授，他在国内大学教授本科课程并将全部所得捐给贫困学生。

导语：

40年前，中国首次向美国派出150名访问学者，开启了中国中断了30年的留学之路；40年后，中国在美留学生数量达到36.3万人，美国持续多年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40年来的中国开放留学政策变迁之路，离不开大洋彼岸一群华裔学者的积极推动和热心援助，潘毓刚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家曾接待过几千个来访的中国客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他的家因而被誉为“留学生之家”。日前，今年84岁、见证了中国开放留学政策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40年变迁的潘毓刚，在他位于纽约的家中接受了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的专访，讲述了他虽然身在海外却依然心系中国的家国情怀。

组织讨论会向中央力荐开放留学

虽然在1978年6月23日下午，当时正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的邓小平就提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初，国内仍在为是否加大向外海外派出留学生力度而争论不休。为此，当时身为全美华人协会副主席的潘毓刚，组织了一场中国留学生政策讨论会，向中央力荐向海外派出留学生。中国驻美大使馆特意派出纽约教育领事组长前来听取讨论，并把讨论结果汇报到国内。

“当时，有人担心把留学生派出来以后，他们会呆在美国不回去。”潘毓刚说，他的观点是不要怕派出的留学生不回去，不要怕人才流失，要允许来去自由，要有人才储备意识，“因为这些留学生即使是当时留在了美国没有回去，但他们在美国获得了很多经验，等过几年，中国发展起来，他们自然会回国发展，为国家服务”。

在今天看来，潘毓刚当年的预期已经达到。中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突破60万大关，达60.84万人，持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的地位。同年，留学归国人数达到48.09万人。

专门创办《科技导报》指引美国留学

除了力荐向海外派出留学生，潘毓刚还对初到美国的留学人员不遗余力地提供帮助。

时至今日，美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2018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数据显示，2017/18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数量达到36.3万人，占美国国际学生总量的33.2%。但在中国最早开放留学政策时，闭塞多年的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1979年，中国向美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人员是150名访问学者。当时的他们，初来美国，手足无措。正是潘毓刚和另一位华裔教授吴家伟，一一帮他们联系学校、寻访导师、确定专业。他当年还专门办了一份《科技导报》，第一期和第二期就是介绍美国学校和申请步骤，吴家伟教授专门写了几篇英文的介绍信样本，他自己则撰写文章介绍美国怎么招收研究生。“那两期的《科技导报》特别好卖，”他说，“很多留学生来美国后都对我说，就是看了《科技导报》上的介绍，才申请到奖学金过来的。” 

家里最多曾接待过23名留学生

当年，很多初来乍到的留学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都会先住在潘毓刚的家里，有的一住就是一两个月。潘毓刚说，当时他住的是一栋单门独户的房子，比较宽敞，最多的时候他的家曾接待过一个23人的留学生团。潘毓刚的太太除了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还开着车带他们找房子，找工作，教他们开车，甚至还要教他们西方礼仪。因此，至今她还和许多当年的留学生保持着联系。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潘毓刚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给来美的留学生做经济担保。“最多的时候，我给五个人做担保。”他说，实在担保不过来，他让他同在美国当教授的两个哥哥来做经济担保人。当年中国留学生在学校受到不公平待遇或跟教授发生矛盾，也会来向潘毓刚求助，潘毓刚都会不厌其烦地帮他们解决难题。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潘毓刚的家接待过几千个来访的中国客人，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杨沫、萧乾、李燕杰、姜昆、葛剑雄……都曾是潘毓刚家的座上宾。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家都被誉为“留学生之家”。

建言中国科技教育体制改革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作为邓小平亲点、中科院聘请的首批10名顶级科学家之一，潘毓刚对中国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也有诸多建言。

“中国的科技教育体制必须改革，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三十多年的大锅铁碗已经生了许多铁锈，吃起来已不是味道。打破铁饭碗，是为了端金饭碗。不打破铁饭碗，哪里来金饭碗？”潘毓刚说，当时，他极力主张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但对学界中出现的一些改革观点存在异议。他回忆，他尤其反对“一部分科学家尤其是技术人员向企业家方向发展”“教职工在完成定额工作量的前提下，到社会上兼职、兼课当技术顾问”等观点。

潘毓刚至今仍清楚记得，他当时在杂志报刊上刊发的反驳文章。

针对“要鼓励一部分科学家尤其是科技人员向企业家方向发展”，他提出，好的科学家或科技人员未必会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在我国当时的条件下，鼓励他们一窝蜂去搞企业，可能企业没搞好，我们反而失去了好的科学家和技术家，使得中国本来就十分缺乏的科研人员更加紧缺。这不是人才的开发，是人才的浪费。”他说，个别技术专家当企业家是可以的，但不宜作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进行提倡。他的建议是，科学家或技术人员有新的创造发明后，应由国家找一流的企业家去生产推广，让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继续对其发明不断改良和发展，并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发明。

针对提议教职工到社会兼职、兼课的观点，他指出，如果这样，教授们为了多赚钱，会多方钻营，想方设法兼职兼课，结果，教授成了教课机器，会降低教学和科研质量。他建议，要解决中年知识分子生活苦、待遇低的问题，可采取教学与科研结合，首先保证教师站在科学知识的前沿，保证教学质量，同时又可通过科学基金，增加教师的收入。

“争鸣的结果是利好的，中央最终出台的文件《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采纳了我很多建议。”在潘毓刚看来，尽管当时的改革仍存在“令人担心的地方”，但至少已经走上正确的改革道路。

回国教本科“北有杨振宁，南有潘毓刚”

在帮助中国学生“走出去”的同时，潘毓刚自己开始着手将先进的科学知识“带回来”。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此前寒暑假总是在德、法、英等国讲学的他先后被中科院、兰州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30余所高校和教研单位聘为名誉教授，成了“老是跑回中国”的科学家。

2000年初，杨振宁回北大给本科生上课，当时已经退休的潘毓刚也开始在暨南大学、汕头大学等国内大学教授本科课程，因而成就了海外科学家回国教本科生“北有杨振宁，南有潘毓刚”的美谈。  

为什么要选择回国给本科生上课？曾经坚持连续给暨南大学化学系本科生上课一个学期的潘毓刚解释说，一是资深教授对基础知识和观念的理解更为透彻，可以帮助本科生打好坚实的基础，二是资深教授已没有了科研压力，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耐心辅导本科生，同时，资深教授分担的课时多了，又能让年轻教授有更多时间专注于自己的研究。

从小出生在优渥家庭的潘毓刚，对贫困学生却有着一种天然的悲悯。他把在国内大学授课的所得全部捐给贫困学生，用在暨南大学给本科生上课的工资设立奖学金，以资助路费的形式，帮助学习成绩优异的贫困生前往美国学习。他还把自己的著作《我也李敖一下》的版税捐给汕头大学，设立潘毓刚奖学金基金会。“我年少时求学，看到不少同学因为家庭环境不好而错失求学机会，当时就觉得非常可惜。”他说，他希望他的捐助能给贫苦学子提供多一条出路，让他们的青春不留遗憾。很多曾经受过他资助的学生，后来都变成了社会的栋梁，这让他尤觉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