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40年的努力，我国已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和质量保障体系，实现了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战略目标。在新的历史时期，依然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培养更多高水平青年人才。——编者

◎《中国人才》记者 刘晓燕

1983年5月27日，人民大会堂里迎来了我国教育史和科技发展史上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18名学子拿到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成为新中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博士生。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高端，是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主渠道。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不乏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但是，由于国家没有建立学位制度，所以没有给他们授予学位。

1980年，新中国第一部教育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明确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为培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高层次人才提供了坚强保障，作出了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虽然起步晚，但起点高、发展快。通过40年的努力，已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教育规模持续扩大，培养能力不断提升，实现了立足国内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战略目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深入，成为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如今，我国已步入博士生教育大国行列。我国博士培养现状如何？培养质量如何保障和提高？本刊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

中国人才： 我国博士培养总体情况如何？

沈文钦：从规模上看，我国已是博士生教育大国。2020年我国招收博士生11.6万人，在校生46.6万人，授予博士学位7.2万人，基本能够满足为各行各业输送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我们从2016年以来受国务院学位办委托，开展对博士毕业生的离校调查。从学生反馈来看，博士生对导师指导、课题参与、科研硬件条件等各方面的满意度都较高，对这些方面的满意度都达到了4分以上（满分为5分）。另外，博士毕业的就业落实率高，没有出现在日本、法国等国家出现的博士就业困难问题。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课程评价不高、对资助不满、科研压力较大等等。

中国人才：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原人事部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在所有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博士质量调查工作。您参与了那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我国博士培养发生了哪些变化？

沈文钦： 从我们这些年的问卷调查来看，博士生对各方面的主观评价没有太显著的差异。以父亲学历来看，博士生的家庭背景情况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博士生群体构成以及培养模式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从培养模式来看，一些高校，尤其是顶尖研究型大学取消了学术硕士。例如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经济学院、化学学院等都已经没有学术硕士项目了。这就意味着，如果学生想读研究生要么就是攻读专业硕士学位，要么就是读学术博士学位。也就是说，博士生是缺乏一个硕士的过渡阶段的。这个对整个人才的培养影响还是很大的。这方面的影响还需要客观的评估和系统的研究分析。

第二，从导师指导来看。我们发现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集体指导变得越来越普遍。在2007年的博士质量调查中，只有24.7%的博士生是接受联合指导（双导师或导师小组制），根据我们2021年的博士培养调查（回收问卷15512份），目前博士生指导当中联合指导制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5.5%，在工科和医科当中这个比例更高。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也会对培养质量带来深刻的影响。根据我们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在理工科当中接受集体指导的或者联合指导的博士生，他们在能力发展、满意度等各个方面都显著高于接受单一导师指导的博士生。也就是说在理工科当中还是可以进一步推广联合指导的制度，也就是主导师加副导师的制度。

第三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目前博士生群体结婚和有孩子的比例越来越高。根据2021年的博士培养调查，已婚博士的比例已经达到43.1%，有子女的博士毕业生的比例达到26.91%。

中国人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博士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方面有哪些改革举措？

沈文钦：我国始终强调质量是博士生教育的生命线，在宏观发展和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方面，政府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大力支持鼓励各培养单位进行导师遴选、招生方式和培养模式等方面的自主探索。

经过40年的探索和努力，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相关制度逐步完善，导师指导质量得到保障，培养条件不断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深化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加强了博士生的导师队伍建设，明确了导师是第一责任人。教育部公布了《关于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的若干意见》，从严格岗位政治要求、明确导师岗位权责、健全岗位选聘制度、加强导师岗位培训、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完善监督管理机制等十个方面加强博士生导师岗位管理，以建设一流博士生导师队伍，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

第二，提高了博士生补助。为进一步支持博士生培养工作，调动青年高端人才积极性，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发文，提出从2017年春季学期起，全面提高全日制博士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中央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12000元提高到15000元，地方高校博士生从每生每年不低于10000元提高到不低于13000元；科研院所等其他研究生培养机构依照执行。

第三，加强了课程建设。课程学习是我国学位和研究生教育制度的重要特征，是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备环节。重视课程学习，加强课程建设，提高课程质量，是当前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和紧迫任务。近年来，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发布《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涉及研究生核心课程1500多门，300余万字，为研究生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提供精细化服务和指导。

第四，推行“申请-考核”制。近年来，教育部不断深化博士生招生制度改革，2013年首次提出建立博士研究生选拔“申请—审核”机制。“申请—考核”制即院系对递交入学申请博士学位的学生进行筛选，合格者接受能力测试。“申请—考核”制强调发挥专家组审核作用，坚持能力、素质与知识考核并重，着力加强对专业素养、学业水平、科研能力、创新潜质和综合素质的综合评价和全面考查。

第五，延长了学制年限。近年来，我国高校有相当大比例的博士生不能在规定年限内完成相应学习任务从而选择延期毕业。基于这种情况，不少高校将博士研究生基本学习年限由3年调整为4年，为博士生提供相对充裕的时间。

第六，强化外部质量监督。2014到2020年，政府部门对1255个博士学位授权点进行了评估，其中9个被认定为“不合格”，撤销学位授权，41个被认定为“限期整改”，停止招生，2年后接受复评。

中国人才： 目前，我国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沈文钦：首先，目前我国博士教育规模很大，今年招生13万多人，规模变大之后质量如何保障是一个大问题。很多博士生是通过直博的方式招收进来的，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念博士，这些学生可能在读的过程中会感到不适应，但是目前退出机制不够顺畅。他们要转成硕士很困难，导师也不希望他们转硕士。如何建立博士生的分流机制，将是未来的一大挑战。

第二，规模扩张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很多没有学术兴趣的学生进入了博士生教育体系，他们缺乏浓厚的科研兴趣，只是为了学位或者随大流读博，这些学生在学术融入、学术参与等方面都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完成的博士论文质量也不尽如人意。其次，博士生人数的扩张超过了学术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很多博士必然没办法找到学术岗位的工作。一个可能的影响是，有些博士生读书期间的心思不一定在学术方面，这必然会影响培养质量。可以预见的是，学术岗位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

第三，随着学术竞争越来越激烈，博士生群体中开始出现内卷的现象。很多学生的科研压力很大，而且心理健康的问题也开始凸显。我们的调查研究发现，从满意度、心理健康水平来看，理工科博士生是显著低于人文社科博士生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理工科博士生招收的规模更大，扩招的幅度也更大，导致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另一方面，理工科博士生的科研压力和科研投入时间也显著高于人文社科博士生。未来如何解决博士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四，普遍的博士毕业延期问题。目前博士毕业延期的比例非常的高。这背后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一是有很多并不适合念博士的学生，进入了博士生教育体系，所以他们完成博士生教育的过程非常慢。二是导师的科研课题任务很重，他们也不希望学生过早毕业。这两个原因综合起来导致博士生延期现象非常的普遍。

第五，就业指导的欠缺。根据我们的问卷调查，博士生对导师指导、课题参与等各个方面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但是他们对学校和导师在就业指导方面的满意度是比较低的。因此，未来应该加强对博士就业的指导，让他们在读博之前就对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情况有恰当的了解，清楚博士之后有哪些工作岗位可以选择。

最后，需要关注博士生群体当中的已婚群体和有子女群体的需求。根据我们的调查，大概有43.1%的博士生是已婚的，有子女的比例也超过了20%。这说明我们已经有相当比例的博士生是承担家庭责任的。这个情况和10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在博士生群体发生这么大变化的条件下，博士生的资助问题、住宿问题都需要做相应的调整。我的建议是对于已婚的尤其是有孩子的博士生群体，应该资助他们在校外租房，提高他们的住房质量。

中国人才：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强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建设，需要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提升博士培养质量？

沈文钦：第一，要解决博士生生源问题。博士生培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源的质量。这需要我们在两个方面有所作为。第一是要利用各种措施，留住一些顶尖大学的本科生优秀生源。根据我们之前的调研来看，很多顶尖大学的优秀本科生都出国读研和读博士了，这使得国内博士优秀生源不足。目前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学生出国读博的人数有所下降。我们应该利用这个契机吸引更多的优秀本科生留在国内的博士培养体系当中。当然也不能够不支持博士生出国读博，毕竟在一些学科国外的培养条件还是显著更好的。第二就是在博士生生源选拔的时候，需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打破招生当中的各种歧视，如年龄歧视、本科学历歧视等，遴选出真正有天赋、有学术兴趣的人才。

第二，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决定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根本性因素还是导师的质量，只有一流的导师才能带出一流的学生。导师指导始终是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核心要素，我们需要培育引进世界一流学者，从扩大导师队伍、采用联合导师制、建设研究助理队伍等方面努力提升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质量。目前来看，我们国家国际一流学者的数量还是偏少。需要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进各个学科一流的人才。同时也需要注意培育在国内有潜力的年轻学者，使他们尽快成长为在国际学术界引领学术前沿的学者。

第三，加强博士生课程建设。需要采用更为灵活的课程模式，课程要丰富，可供学生选择，除了公共必修，专业课全部采用自由选修制。课程内容要灵活，可以是结构化的，也可以是专题型的，还可以是导师的研究课题。不限定开课人数。另外，还应进一步加强博士生网络精品课程建设。

第四，取消博士生的论文发表要求。更加重视培养过程，同时鼓励博士生进行原创性的科研，而不是拼论文发表的数量。

第五，加强就业咨询，让博士生提前了解学术职业和非学术职业。目前，博士生培养的主流话语仍是学术性的，放弃学术道路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失败”。我们需要转变这种观念，拓宽博士生的就业选择，帮助博士生提前做好职业规划。

第六，科学评价博士毕业生。从博士就业环节来看，目前各个高校招收博士毕业生的时候，依然很重视博士生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博士生的海外交流经历。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种倾向，对博士生进行评价的时候，应该更加注重对其博士论文水平的评价，而不是论文发表的数量。此外，不应当把国际流动经历作为一个硬性的人才引进指标。

第七，加强对博士生的资助。国家仍需拓宽资助渠道，加强对博士生的资助。

除了以上提及的几点，我们还需要注重效率问题之外的公平问题。对于家庭背景弱势的群体、女性群体仍需要关注他们可能面临的一些不利因素。比如，弱势家庭背景的博士很难在大城市就业，女性博士生面临的年龄、婚育问题与男性不同，就读的压力更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