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提起硅谷成功的原因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斯坦福大学，而另一所大学却经常被人忽略，而事实上它对硅谷的形成和发展功不可没，这所学校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伯克利一直保持着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能力。1943年，伯克利物理教授罗伯特·奥本海默领导“曼哈顿计划”，许多伯克利师生参与到原子弹的研发过程中。1980年，伯克利科学家提供了恐龙灭绝原因的证据，证实65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或者彗星撞击地球造成了恐龙的灭绝。1981年，电脑科学家大卫·帕特森领导的项目产生了一种让电脑中央处理器可以更简单、更便宜以及更快的设计方法，即精简指令集。2012年，伯克利的詹妮弗·杜德娜发明了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伯克利及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共发现了16种化学元素……

因其高水平的科研能力，伯克利不仅曾经研发出加州第一台计算机、精简指令集计算、伯克利Unix软件分发版、冗余廉价磁盘阵列等，这些都对计算机行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培养出了苹果公司共同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提出集成电路发展规律“摩尔定律”的英特尔创始人戈登·摩尔、缔造了英特尔辉煌的总裁安迪·格鲁夫、谷歌前任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和特斯拉共同创始人马克·塔彭宁等领军人物。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被评为全球第四，位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3所私立大学之后，在公立大学类别中排名世界第一。根据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过去10年里伯克利一直位于全球最顶尖的5所学校之列。

伯克利历史上共产生了107位跟伯克利相关的诺奖获得者，仅次于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现在在伯克利任教的诺贝尔奖得主有8人。伯克利之所以能保持强大的研发能力，除了在研发上的巨大投入外，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强调研究的“实用主义导向”

2018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中，有3人跟伯克利相关。现在在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工作的生理医学奖得主吉姆·阿里森曾担任伯克利癌症研究实验室主任，他获得诺奖的成果主要是在伯克利完成。现在在加州理工大学担任教授的弗朗西斯·阿诺德获得化学奖，她在伯克利取得了博士学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曾于20世纪90年代在伯克利任教。

在伯克利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兰迪·卡茨看来，一直以来，学术研究被分为“基础”和“应用”两个类别，但伯克利打破这种区分方式，倡导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主义导向研究”。阿里森和阿诺德的研究就是最好的例证，即伯克利不是一个象牙塔，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他说：“我们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将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聚在一起，解决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急迫问题，去辩证地审视科学家群体已经认可的知识，去热切地将突破化为可以深刻影响人们生活的实际应用。”

开创和保持跨学科和大科学研究的传统

二战时期，为了赶在德国人之前制造出原子弹，当时在伯克利担任物理学教授的奥本海默临危受命，牵头“曼哈顿计划”。这是一个庞大工程，奥本海默对美国军方表示，必须集中多个学科的一流科学家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这个计划。军方听从了这个建议，一组跨学科、跨大学、跨地域的科学家们集中在一起，最后成功研制出了原子弹。这在学术界也开启了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大科学。到现在，伯克利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研究依然覆盖多个领域，体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点。

另一个代表伯克利跨学科研究的机构是CITRIS，它的全称是“增进社会福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它由加州大学总校于2001年牵头成立，旨在缩短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的时间。该机构由加州大学的四个分校共同组成，除了伯克利外，还有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圣塔克鲁兹分校和默塞德分校的教授们共同参与研究。自2001年成立以来，中心已经在纳米技术、计算机科学、工程制造、社交媒体等领域做出了显著贡献。

给予教授学术探索的自由和管理上的尊重

在对科研人员的管理上，伯克利跟其他美国顶尖大学一样，教授要取得终生教职，一方面需经过严格的考核，另一方面也鼓励自由探索。在伯克利，学校领导或院系领导并不会直接给教授下达某项任务，这最大程度尊重了教授的学术自由。

伯克利在治校和管理过程中，对教授的意见也是非常尊重的。我在伯克利访学期间，恰逢学校要改造工程学院附近的一个停车场，需要推倒重建办公楼。因为很多老师和学生的车就停在那里，所以改造意味着很多人的车需要停到更远的地方去，因此很多教职人员都反对。为此，工程学院多次给全体教职员工发邮件，收集大家对这个改造项目的意见，之后学院院长邀请所有员工参与讨论会，会上院长先通报了学院近期的发展状况，然后让大家各抒己见。

在会上，教授们借此表达对学院办公条件改善的建议，比如会上就有老师提出，要求学院要增加“性别中立”和针对残疾人的无障碍厕所间数，还有老师提出学院在建筑材料上多选用透明玻璃，以此营造一种“包容”和“欢迎”的氛围。而院长对这些细节建议也都认真对待，一一给予回应。会后，学院还鼓励教职员工给校长写信表达意见，并邀请校长再次过来跟教授们座谈，回应教职员们的多个疑虑。即使改造项目势在必行，但通过这个过程，也让教职员工的意见得到了充分表达。

开放的校园文化和紧密的对外互动

伯克利的技术转化能力十分强劲。对伯克利的老师们而言，他们跟工业界的紧密合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会很关注工业界的动态和进展，也会去考虑自己的研究和工业界如何可以结合起来。再加上教授之间的合作是被鼓励的，所以学校并非刻意要去做技术转化，而是提供了一个开放式平台，让这些创意和合作在平台上生长出来。

美国高校往往以“没有围墙的大学”而为人津津乐道，而伯克利的校园开放不仅限于此。我在伯克利认识了两位70多岁高龄的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称自己为“职业旁听者”。他们就住在伯克利附近，平常的生活主要就是在校园内旁听各种课程。其中一位告诉我，他在伯克利听课近20年，只有一次被拒绝过。伯克利的开放由此可见一斑。

每年4月份，伯克利都会举办一场校园开放日活动。在这一天，伯克利校园内的很多实验室会对外开放，很多教授或者学生会在实验室做讲解，让公众了解他们在研究什么领域。很多学院和校内机构会组织游览，这个校园开放日活动已经成为学校和公众互动的一个品牌。

总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堪称硅谷的支柱，其在密切产学研合作、推动地区科技创新发展方面，树立了标杆，为硅谷科技公司提供了大量的科学家，培养了大量的创业者。

（摘编自《解码硅谷：创新的生态及对中国的启示》机械工业出版社 马晓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