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尔区博物馆向世界展示着“德国制造”最早的故事。这里原先是一个洗煤厂，全球工业设计界的“奥斯卡奖”——红点奖就源自这里。

德国，这个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强力推动下诞生的国家，作为一个姗姗来迟的强国却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地，在石油、电器、钢铁、重型机械的喧哗与骚动中无限接近世界领袖的顶峰。在世界大战的罪孽与毁灭后，德国仍然得以重生，并在自动化与信息化的第三次浪潮里再次成为欧洲经济社会前进的发动机。欧洲债务危机之后，德国不仅应付了眼前的苟且，更看到了诗和远方。工业4.0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坚定而乐观的叙述中拉开了序幕。

“德国制造”始终是这个国家最耀眼的标签之一，也始终被这里的决策者视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这里的高科技同样十分发达，从航空航天到生物医药，从半导体、集成电路到软件、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高点上总能看到德国企业的身影。高科技提升了“德国制造”的竞争力，而“德国制造”则为高科技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巨大的市场空间。两者相互成就、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了德国经济发达与社会繁荣的交响乐。

从挖煤走向“德国制造”

德国可以制造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机械，就是那种几十层楼高、几百吨重、几天时间可以掏空一座土丘的矿山机械。德国也可以制造世界上最小的机器——MEMS器件，线程大约就几十纳米宽，却是联通现实物理世界和虚拟数字世界不可或缺的核心部件。不过，“德国制造”的故事是从挖煤开始的。搞工业先挖煤，有煤才有动力。然而，煤矿埋于地下，必须用最好的机器，配合精良的工程和完善的管理才能把这些煤矿高效、安全地弄出来。为了挖煤，德国的技术人员、工人和管理人员必须不断优化他们的技术、机器以及管理。就这样，德国工业在质量精良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很多人认为，传统产业会对新兴产业带来束缚。然而，德国的发展经验证明，产业升级、新旧动能转化未必只能是腾笼换鸟或者无中生有，传统工业区和高新技术区也不是不破不立甚至是“只听新人笑，不见旧人哭”的关系。在德国，制造业为高科技产业提供了广阔的机会和应用场景，而高科技产业则助力传统产业不断升级创新。例如，光学领域的巨人德国卡尔蔡司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开始为ASML光刻机供应核心光学部件，到今天的EUV光刻机中仍然如此。很多德国高科技企业最早都是大型工业集团的子公司，甚至是事业部。例如，今日欧洲半导体产业的扛把子英飞凌，曾经就是西门子的半导体事业部。

难能可贵的是，德国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始终在德国经济与产业发展的版图中占主导，甚至在很多领域居于支配地位。这样多元化的市场环境与良好的经济基础不断激励中小企业进行创新以提升全球竞争力。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去德国考察时，大量来自小地方的高科技企业开口闭口谈的全都是国际市场以及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和相应策略，让一众华为公司高管颇为震惊。

浓厚的工程师文化

产业互动是经济健康循环的重要标志。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相互促进也是先发国家与老牌发达国家保持社会繁荣和经济强大的常用发展策略。

从文化层面说，德国自建国开始，始终坚持工业立国，已经形成了尊崇工匠精神与工程师精神的深厚氛围。社会分配机制充分保证了优秀工匠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他们不需要有很高的学历，很多都是工厂一线工人，只有职业技术方面的文凭，但只要技术足够高超精湛，同样有机会获得与公司高管相近的收入并进入决策层。很多德国企业海外分公司的最高层都是技工出身。如果技工生活在工业市镇，甚至有机会成为议员甚至市长。优秀的德国企业通常都有很浓厚的工程师文化，尊重、信赖工程师队伍是“德国制造”能始终保持领先并且应对外部挑战的关键。此外，绝大部分优秀的德国企业，如大众、奔驰、西门子等都是工程师与工匠创立的，这些企业天然地会重视技术人员在企业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并关注技术研发与市场拓展的良性互动。这与商人开办的企业的文化大相径庭。

从研究所层面说，德国有三大流派：马克思·普朗克、亥姆赫兹、弗劳恩霍夫协会。其中，弗劳恩霍夫协会是唯一主要以企业和市场化收入为来源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开创了委托研发和订单式科研的先河。该机构在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物联网、半导体、航空航天等诸多方面有深厚的研究成果，且有很强的跨学科整合研究能力，可以通过高效率的研究资源配置组成研究集群，对关键的领域进行高强度技术攻关。更重要的是，这些科研成果往往是企业直接下订单的委托研发项目，必须能够直接应用到企业的发展中并创造价值，哪怕是小部分预研的储备技术也大多有明确的应用方向。

研究真问题 应用是目的

德国是工业大学的先行者。这些德国院校往往没有很多诺贝尔奖得主，却在先进技术应用、高科技解决实际困难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业绩。它们贴近产业与企业，教授带着硕士甚至博士研究生直接解决企业在生产运营中碰到的困难，并以此为切入口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因此，这类大学并不过于强调自己所谓研究性大学的特征，反而十分重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从日常工作的细微之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以此指导更普遍实践的思考与行动模式。也就是说，研究尖端科技不是目的，如何把尖端技术应用到产业与企业发展中才是真正的目的。

如果说工业大学贴近企业，那么应用技术大学就贴近车间、贴近企业生产第一线。德国也是应用技术大学的先行者。这类院校欢迎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技术工人来此深造，师生共同着力解决的是如何用先进的、未来的技术应对工业最前线那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和挑战。很多老师以前就是生产线上的师傅，很多学生年轻时就是车间的学徒工，在这里学生得到的不只是简单的学历提升，更多是技术水平的提高，掌握更先进、更尖端的技术。例如，原来掌握手工操作技艺，经过学习信息化、自动化手段，便能熟练掌握数控加工技术、超精密加工技术。又如，原来用电脑和手工制图相结合的方式作业，全数字化模拟之后，能用人机交互平台和机器协同解决问题，甚至指挥诸多机器协作自动解决问题。不少经验丰富的师傅能在此全方位提升理论素养，并通过培养更多的学生，让自己的经验、理论、技巧和技术诀窍（Know-How）产生更深远普遍的影响，而不仅仅只是在车间培养几个徒弟。而这些掌握前沿理论知识、教研方法和先进技术的高能教师回到企业后也会对企业各方面的提升起显著作用。应用技术大学这条双向开放的通道帮助德国产业界的基层技术人员开辟了不断提高自我能力的路径，也在人力资源层面确保了“德国制造”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